属于“阿那亚”们的时代：城市还需要“竞高”吗？

城市的“高度崇拜”正在走向瓦解。

自去年起，一连串对准城市超高建筑的新规陆续出炉。最新一份是几天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其中，对于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要求是“不得新建”。与此前文件中的“一般不得新建”和“严格限制”相比，“紧箍咒”越念越紧。

超高建筑应声“削尖”。从苏州到深圳再到南京，一系列比照“第一高”修建的摩天大楼均将最终高度定在500米（或499米）。原先已被推至800米量级的竞争戛然而止，以623米站在“守擂席”的上海中心大厦猛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孤独。

如果说城市“竞高”还有些“被迫”叫停的意味，那么，越来越多的网红城市则揭示了另一种趋势：以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地标的想法已经“过时”，那些更适应智能手机屏幕大小，更能在抖音、小红书上传播的建筑才是城市的“有效传播者”。

刚刚举行首届戏剧节的阿那亚正是新一代“地标玩家”之一。几年前，“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以一己之力让阿那亚一夜爆红，也改变了过去城市地标动辄直耸云霄的既有印象。眼下，阿那亚每年40万的打卡人群和1250元的人均消费，无不以实际效果劝诫城市：一味追求超高地标的传统思维，真的可以改改了。

“微地标”时代

2010年，处于后奥运会时期的北京，面对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步入国际视野之后，如何进一步建设世界城市？

当年召开的北京首届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上，有观点提出，打造世界城市应建设类似纽约帝国大厦式的地标，作为北京现代商业文化的象征。不过，当时也有质疑者认为，北京并不需要一座“帝国大厦”来证明自己，“帝国大厦”所代表的商业文明与北京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质也并不搭调。

但到现在，摩天大楼作为城市“标配”已是不争事实。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发布的《2018年高层建筑回顾报告》，2018年，中国各地共建成88座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占全球总数的61.5%；全球200米及以上的高层建筑总数达1478座，中国就拥有678座，占全球总数的45.9%。

从某种意义上说，摩天大楼代表了初次走向世界的中国城市装点“门面”的热情。有媒体曾描述这样一个戏剧性情景——

“谢天谢地，现在世界上在建的摩天大楼里还没有宣称要超过哈利法塔的。”2012年，就在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在咨询报告中写入这句话不到半年，长沙就传出建造838米高“远大天空之城”的消息，比哈利法塔还要高出10米。

有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一高楼”能直接提升城市形象、拉动经济发展，甚至提升政绩。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推动下，全国多地陷入如火如荼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第一高楼”动辄超过10年的规划和建设周期让后继者陷入犹豫，经济效益与投入成本之间的落差进一步抬高了参与门槛。10年前有关摩天大楼未竟的讨论重启，持反对意见的一方开始占据上风。

那些更小尺度的建筑纷纷担当起城市的标志物。回顾过去几年的网红城市，从重庆的洪崖洞到长沙的文和友，均非城市天际线的最高点。“第一高楼”花落谁家愈加乏人问津，相反，一个书店、买手店乃至咖啡店，却足以使城市被人群追捧、登顶各类排行榜。

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庄宇曾指出，在众多的小尺度层级上，环境的局部变化都一跃成为可感知的“微地标”——某个老建筑山墙上的艺术画、街头公共艺术品、乃至街道家具，反而作为城市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最有趣和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分布式”城市

为何“第一高楼”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在《场景纪元》一书中，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用场景理论解释流量的变化。在智能终端的加速建构下，他绘制出一群数字化改造下的人的生命画像——

其一，数字审美成为主流，在更强的流动性中，定义与表达自我变得更加重要；其二，数字生活方式带来大量离散需求，“千人一面”的传统状态裂变为“一人千面”；其三，在个性化、多元化改造下，“意义寄托”的需求空前高涨，更为复杂的微观网络进一步重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前所未有的“人”为城市建筑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求。

在分析阿那亚的“流量密码”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发现，网红建筑已经出现了一种不成文的“标准化”模版：

要有一个大的平台便于拍照、要有能够容纳风景的窗户或开孔作为照片的背景和光源，还要有一个相对较大的空间让人产生与日常生活的抽离感，等等。

换句话说，对于地标建筑而言，拍照逻辑取代了过去的数字逻辑，高度和尺寸的比拼远不如能否出片、是否足够填满朋友圈九宫格来得重要。

在此种情形下，那些为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定位而孑然独立的超高建筑，反而失去了优势。过于庞大的身躯难以挤进智能手机数英寸的屏幕，周边密集的高楼更削弱了其独特性和美感，最终只配在城市宣传片中留下一丝剪影。

此外，一座城市仅有一座的“第一高楼”，也难以匹配日趋多元化的城市发展方向。

数十年前，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就曾指出，城市规划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如何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生发足够多的多样性，以支撑城市的文明。城市的多样性源自其能有效实现各种经济资源的聚集，这也是其与小城镇的最大区别。

而如今，城市的多样性已走向“爆炸”。人的多元化带来了需求的多元化，各种更加小众的、边缘的文化走上主流，被包装成新经济业态，带动一波又一波增长。潜藏在经济发展洪流的背后，则是大量建筑成为一个又一个热门场所——小众文化依赖于场景得以诞生、发酵、传播，小众场景摇身一变成为地标建筑，与小众文化共同进退。

安迪·沃霍尔的“15分钟成名”理论，同样能在建筑领域上演。城市的地标从过去少数的庞然大物演变成无数个小而美的精品建筑，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共同定义城市，也共同充当着城市吸引人流和各类资源的“磁极”。

反高度崇拜

事实上，层出不穷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有超高建筑运营的“烦恼”。

今年初，广州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A股上市。作为全国第二高建筑，广州塔开业初期多年财务表现不佳，直到2015年首次扭亏为盈。塔身广告位使用权是广州塔重要收入来源——2020年7月底，广州塔塔身广告位以1.76亿元拍出，使用期限为5年4个月。

除扩大营收外，控制成本同样存在问题。有报道指出，420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建造投资成本高达每平方米2万元，每天用于大厦的管理费和维护费超过100万元。这意味着，即便两架擦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擦，擦完一遍也要一年时间。

各种隐患也牵动着超高建筑的神经。

2个月前，总高355.8米的深圳赛格大厦突发晃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对此评价，尽管整体上讲，超高层建筑安全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大型工程依然可能发生超出对现有自然规律认识之外的情况，作为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在一般建筑中很普通甚至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超高层建筑中往往会变成特殊问题。防火、防雷、防震、防风、防腐蚀、防塌陷……即便在“超高”要求下，任何一个问题的发生，对于超高层建筑都可能“致命”。

更何况还有充满“玄学”的“劳伦斯魔咒”，让本来作为地标存在的摩天大楼，更多了一重“反向营销”的意味。

不妨再回到地标经典案例——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一种分析认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转介和聚集了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于最终的物质实体，表现为一种建筑的效果，并最终作用于城市空间与活动于城市空间之中的人。

建筑学家肯尼斯·弗莱普顿曾以“城市针灸”概念来形容通过小规模介入改善城市整体机能的一种城市更新方案。不妨以“城市针灸”重新思考地标建筑的作用——它们需要带动整个区域乃至城市的发展，起到“定盘星”的作用；更需要像“针灸”一样，找准病灶，综合研判，手法精细，对症施“针”。